四篇《六國論》及賞析
蘇洵《六國論》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zhàn)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蛟唬骸傲鶉剩寿T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qiáng)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
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zhàn)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zhàn)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國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zhàn)矣。
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棄。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zhàn)而強(qiáng)弱勝負(fù)已判矣。至于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草，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
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yuǎn)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zhàn)于秦，二敗而三勝。后秦?fù)糈w者再，李牧連卻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zhàn)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他，齊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fù)之?dāng)?shù)，存亡之理，當(dāng)與秦相較，或未易量。
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于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
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于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茍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蘇軾《六國論》
春秋之末，至于戰(zhàn)國，諸侯卿相，皆爭養(yǎng)士自謀。其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于上者，不可勝數(shù)。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奸人六萬家于薛，齊稷下談?wù)咭嗲耍何暮�、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shù)，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余號多士，賓客廝養(yǎng)皆天下俊杰，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于傳記者如此。度其余當(dāng)倍官吏而半農(nóng)夫也。此皆役人以自養(yǎng)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奸，猶鳥獸之有鷙猛，昆蟲之有毒螫也。區(qū)處條別，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于此，不可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yǎng)人，皆役人以自養(yǎng)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shè)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于學(xué)，戰(zhàn)國至秦出于客，漢以后出于郡縣，魏晉以來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dāng)是時百姓無一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養(yǎng)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
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杰，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于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槁項黃馘以老死于布褐乎?亦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其速也�？v百萬虎狼于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
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杰宜無幾;而代相陳豨過趙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豈懲秦之禍，以謂爵祿不能盡縻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于此也邪?
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xué)道則愛人，小人學(xué)道則易使也。”嗚呼，此其秦漢之所及也哉?
蘇轍《六國論》
愚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眾，發(fā)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于滅亡，常為之深思遠(yuǎn)慮，以為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dāng)時之士，慮患之疏，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
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沖，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
昔者范睢用于秦而收韓，商鞅用于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睢以為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以見矣。秦之用兵于齊、楚、趙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于前，而韓、魏乘之于后，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于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邪?委區(qū)區(qū)之韓、魏，以當(dāng)虎狼之強(qiáng)秦，彼安得不折而入于秦哉?韓、魏折而入于秦，然后秦人得通其兵于東諸侯，而使天下遍受其禍。
夫韓、魏不能獨當(dāng)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安于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dāng)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為天下出身以當(dāng)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于內(nèi)，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yīng)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為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埸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間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李楨《六國論》
宋二蘇氏論六國徒事割地賂秦，自弱、取夷滅，不知堅守縱約;齊、楚、燕、趙不知佐韓、魏以擯秦：以為必如是，而后秦患可紓。
夫后世之所以惡秦者，豈非以其暴邪?以余觀之，彼六國者皆欲為秦所為，未可專以罪秦也。當(dāng)是時，東諸侯之六國也，未有能愈于秦者也;其溺于攻伐，習(xí)于虞作，強(qiáng)食而弱肉者，視秦?zé)o異也。兵連禍結(jié)，曾無虛歲。向使有擅形便之利如秦者，而又得天助焉。未必不復(fù)增一秦也。惟其終不克為秦之所為，是以卒自弱，而取夷滅。當(dāng)蘇秦之始出也，固嘗欲用秦，而教之吞天下矣。誠知其易也。使秦過用之，彼其所以為秦謀者，一憂夫張儀也。惟其不用，而轉(zhuǎn)而說六國以縱親，彼豈不逆知天縱約之不可保哉?其心特茍以弋一時之富貴，幸終吾身而約不敗。其激怒張儀而入之于秦，意可見也，洹水之盟，曾未逾年，而齊、魏之師已為秦出矣。夫張儀之辨說，雖欲以散縱而就衡，顧其言曰，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所以狀衰世人之情，非甚謬也。彼六國相圖以攻取，相尚以詐力，非有昆弟骨肉之親，其事又非特財用之細(xì)也。而衡人方日挾強(qiáng)秦之威柄，張喙而恐喝之，即賢智如燕昭者，猶且俯首聽命，謝過不遑，乃欲責(zé)以長保縱親，以相佐助，豈可得哉!
所以然者，何也?則以誤于欲為秦之所為也。六國皆欲為秦之所為，而秦獨為之，而遂焉者，所謂得天助云爾。嗟夫!自春秋以來，兵禍日熾;迄乎戰(zhàn)國，而生民之荼毒，有不忍言者。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六七君者，肆于人上，日驅(qū)無辜之民，胼手胝足、暴骸中野，以終劉于虐乎?其必不爾矣!是故秦不極強(qiáng)，不能滅六國而帝，不帝，則其惡未極，其惡未盈，亦不能以速亡。凡此者，皆天也，亦秦與六國之自為之也。后之論者，何厚于六國，而必為之圖存也哉!
曰：“若是，則六國無術(shù)以自存乎?”曰：奚為其無術(shù)也。焉獨存，雖王可也。孟子嘗以仁義說梁、齊之君矣，而彼不用也，可慨也夫。
三篇《六國論》比較
戰(zhàn)國后期，山東的齊、楚、燕、趙、齊、魏六國合縱，對抗函谷關(guān)西的秦國，當(dāng)時無論是內(nèi)在力量還是外表聲勢，六國都大大超過偏于西隅的秦國，但其結(jié)局恰恰是六國縱散約敗，一個個被秦國蠶食鯨吞。公元前二二一年，嬴政終于橫掃六國登上始皇帝的寶座。中國歷史上這一引人注目的歷史現(xiàn)象，一直引起歷代學(xué)者的深思，他們紛紛探究其中的原因，力圖對此作出正確的解釋以作史鑒。北宋 蘇氏父子和元代 李楨的六國論，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三篇。由于他們立場、觀點不同，觀察問題的角度不同，所以同一歷史事件在他們的筆下卻得出了不同的結(jié)論，但又都能言之成理，史論雖不全面卻又都能持之有故，而且選材典型、論證周密，具有極強(qiáng)的說服力。因此，比較一下他們在確立論點、選擇材料、組織論證時的不同方法，對我們論說文的教學(xué)與寫作，是有幫助的。
蘇洵《六國論》
蘇洵的六國論認(rèn)為六國敗亡的原因主要是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全文就圍繞這樣一個中心論點來選擇材料、進(jìn)行論證的。文章一開頭就緊扣題目，一語破的：「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zhàn)不勝，弊在賂秦」。這里采用不兼容的選言判斷：「非兵不利、戰(zhàn)不勝」，目的就在于要把「弊在賂秦」這個中心論點突顯出來。然后，作者從兩個方面來說明賂秦之害：一是從賂者來說，「賂秦而力虧」，這是破滅之道也;另一是從不賂秦者來說，「蓋失強(qiáng)援，不能獨完」，結(jié)果「不賂者以賂者喪」。首先，作者從敵我雙方的利弊來分析「賂秦而力虧」。從秦國方面來看，他擴(kuò)大領(lǐng)土、增強(qiáng)力量的渠道不是靠戰(zhàn)爭而是靠受賂，從受賂中所獲得的好處超過戰(zhàn)勝而得的百倍;從賂方來看，他們想用割地賂秦的方法來茍安，這是不可能的，因為「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欲急」，等到力量消耗殆盡，再想抗秦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有束手待斃，所以「故不戰(zhàn)而強(qiáng)弱勝負(fù)已判也」。作者又分析不賂者為什么也會破滅的原因。他把不賂秦的國家分為三類：
一是齊國，他不賂秦卻附秦，「與嬴而不助五國也」，這樣自挖墻角的結(jié)果，是唇亡齒寒，「蓋失強(qiáng)援，不能獨完」，于是「五國互喪，齊亦不免也」。在手法上，他采取設(shè)疑的方法：「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這就把人們對此的疑問毫不回避地點出來，然后通過條分縷析得出使人信服的結(jié)論，以設(shè)疑起而以釋疑終。二是燕國，作者首先贊揚(yáng)他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指出它國雖小卻后亡，這正是用兵之效。但他后來卻采取行刺這種希圖僥幸的方式，放棄了武備、用兵這個堅實的國策，這就必然導(dǎo)致禍患。三是趙國，他的敗亡則是由于「用武而不終」，聽信讒言，殺掉了良將李牧。接著作者再從兩點加以總結(jié)：一是從現(xiàn)實出發(fā)，稱贊「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仍義不賂秦，堅持用兵，「可謂智力孤危，戰(zhàn)敗而亡，誠不得已」，這就從正面重申了「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qiáng)援，不能獨完」這個論點;二是從假設(shè)出發(fā)：假使韓、魏、楚三國不賂秦，齊人不附秦，燕君不用荊卿，趙國李牧仍在，那么究竟誰滅掉誰，還不一定呢!這是從反面再次重申「六國破滅，弊在賂秦」這個中心論點。從結(jié)構(gòu)上看，文章至此，論點明確、論據(jù)充實，論證也完備了，但作者為了增強(qiáng)說服力，又增加了一層主觀感慨的抒發(fā)，認(rèn)為六國如能招賢納士，并力西向，那么秦人就會愁得連飯都吃不下，而他們卻未能認(rèn)識到這一點，反為秦人積威之所劫，采取割地賂秦的方法，結(jié)果日削月割，以趨于亡。作者用「嗚呼」和「悲夫」這些嘆詞來表達(dá)他對賂秦之弊的深沉感慨，又用「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這個感嘆句式作進(jìn)一步的重復(fù)和強(qiáng)調(diào)，使「弊在賂秦」這個中心論點得到進(jìn)一步的論證和發(fā)揮。從內(nèi)容上看，這段是以上證據(jù)的重復(fù)和擴(kuò)大;從效果上看，也使文章變得更加感人和富有說服力。
最后一段是從六國談到當(dāng)前北宋的對外政策，慨嘆北宋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所以連六國還不如，這是對本文論點的引申，也是本文創(chuàng)作主旨之所在。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本文的中心論點是「弊在賂秦」，而且開篇就予以確定，以下幾段則圍繞賂秦的兩個弊端，選擇典型事例從正反兩個方面加以論述，最后再引申到當(dāng)今統(tǒng)治者要引以為戒，點破本文的創(chuàng)作意圖。
蘇轍《六國論》
蘇轍的六國論雖然同是探討六國破亡之因，但得出的結(jié)論和論證的方式都不同于他的父親。他認(rèn)為六國的敗亡之因在于他們不明白天下之勢，不能全力保住韓、魏，失去這個屏障和緩沖地帶因而導(dǎo)致滅亡。其論證方法也不同：他采取演繹的方法，逐層推進(jìn)、步步深入。文章一開頭，蘇轍就擺出一個很奇怪的歷史現(xiàn)象：六國以五倍之地、十倍之眾發(fā)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結(jié)果卻以失敗而告終，六國亦相繼滅亡。作者以此引起讀者的注意。蘇轍的結(jié)論是：六國破滅，是由于他們慮患之疏、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至于這個天下之勢是什么，為什么不知天下之勢就會破亡?作者并不急于馬上告訴我們，而且也沒有直接作答。他首先著眼于六國與秦的軍事態(tài)勢，分析韓、魏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從而讓我們知道齊、楚、燕、趙的失策之處在于他們不了解這個天下之勢。這樣層層推進(jìn)、步步演繹，使我們對六國破滅是由于不知天下之勢這個中心論點一步步明確起來。首先，作者從韓、魏的地理位置來闡明他們在諸侯紛爭中的重要位置：魏國東有淮、潁，與宋、齊為鄰;南有鴻溝，與楚為鄰;北有酸棗，與趙為鄰;西有函谷，與秦為鄰。韓國西當(dāng)秦的函谷要沖，更是秦吞并六國的第一個障礙。蘇轍認(rèn)為，從這個軍事態(tài)勢來看，無論是秦還是六國要爭天下，都要在韓、魏郊野發(fā)生沖突。對秦來說，韓、魏是他的心腹之疾;對山東諸國來說，韓、魏卻是他們的翼蔽，作者由此得出結(jié)論：「故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以上是從地理位置來分析天下之勢。接著，作者又從歷史事實、秦與六國的國策來分析齊、楚、燕、趙等不審天下之勢，從而導(dǎo)致六國破滅，蘇轍從秦、山東諸國和韓魏這三個方面逐一加以剖析：首先分析秦國，秦如不先吞并韓、魏而去貿(mào)然進(jìn)攻山東諸國，就會造成「燕、趙拒之于前，而韓、魏乘之于后」這樣一個兩面夾擊之勢，這是「危道也」;而秦之所以敢于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也正是由于韓、魏已依附了秦國。這樣一反一正，就把韓、魏在秦吞并六國中舉足輕重的地位明白地擺到讀者的面前。在列舉史實時也是如此：秦孝公用商鞅之策，先擊敗魏，逼魏從安邑遷都大梁，這樣秦就可以憑借黃河、函谷天險，出兵進(jìn)擊山東諸國，從孝公到始皇都執(zhí)行這個既定國策。秦之所以能統(tǒng)一天下，與這個正確的方略是有一定關(guān)系的。至于范雎說昭王收韓也是出于同樣的戰(zhàn)略考慮：韓國山地多、平原少、物產(chǎn)貧乏、人口稀疏，在七國中最為貧弱，易于擊破。更重要的是，它扼守函谷大門，秦要東攻齊、魏，北擊燕、趙，都必須先吞并韓。所以范雎認(rèn)為「秦之有韓如木之有蠹，人之有心腹之病也」。蘇轍在此段引用范雎、商鞅先收韓、魏的言論，就在于說明商鞅等人明天下之勢，他們采取先收韓、魏的方略是正確的，所以能吞并六國。與此相反，山東諸國卻不明白韓、魏是他們的屏障，輕易地讓秦人得以出入其間。作者反問一句：「此豈知天下之勢耶?」最后，再分析韓、魏。他們是強(qiáng)秦窺覦的對象，又加上本身弱小，被吞并是在所難免的，而韓、魏一旦被吞并，秦人就可以以此為跳板去進(jìn)攻山東諸國，使天下遍受其害。在這里，作者表面上為韓、魏開脫，實際上是在強(qiáng)調(diào)韓、魏被吞并的嚴(yán)重后果，這樣就愈能顯示出韓、魏的重要，愈能讓人們感到燕趙諸國不助韓魏，不明天下之勢的愚蠢和不可原諒。
文章至此，是著重分析韓、魏在軍事位置上的重要，告訴人們六國破滅之因主要在于他們不明白這個天下之勢。那么，怎樣做才算是明白天下之勢呢?作者認(rèn)為，正確的做法應(yīng)該是齊、楚、燕、趙諸國厚韓魏而摒秦。為什么必須這樣做呢?作者仍從三個方面來分析：對秦國來說，它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諸國;對齊楚燕趙來說，它可以得以自完于其間;對韓、魏來說，有四國之佐就可以有強(qiáng)大后盾，放心地與秦國抗衡�？傊�，六國之間如能「以二國委秦，而四國陰助其急」，那么，就可以應(yīng)對萬變，不至于為秦所亡。這樣作者就從正面闡明了六國救亡圖存的根本之道，實際上也就是要明天下之勢。正面闡述之后，作者再從反面指出六國沒有采取上述做法，而是為著尺寸之利背盟敗約，自相屠滅，這正是六國的可悲之處，再次點明六國破亡的主要原因是「慮患之疏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所以從本文的結(jié)構(gòu)上看，它是圍繞上述的中心論點，采取一正一反的手法，從秦、齊楚燕趙、韓魏這三個方面逐層演繹、步步深入下去的。
李楨《六國論》
元代 李楨的六國論也是探討六國敗亡原因的專論，但他認(rèn)為二蘇之說都是厚六國而薄秦的偏頗之論。他認(rèn)為六國和秦一樣，都是暴虐無異。六國之亡，就亡在他們力量弱小而又欲為秦所為;要想免于滅亡，只有行仁義。在論證方法上，他也不同于二蘇：不是開門見山擺出論點，圍繞論點撰擇材料進(jìn)行論證，而是首先排除對六國敗亡的不正確解釋，然后再闡明自己的看法，直到文章結(jié)尾時，才點明論點。文章一開頭，李楨先簡要地擺出二蘇的論點，這論點對不對，他先不加可否;本人的論點是什么，他也只字未提，而是筆鋒一轉(zhuǎn)去駁世人對秦的偏頗看法。作者采用設(shè)問的方法：「夫后世之所以惡秦者，非以其暴邪?」然后針鋒相地指出：「以余觀之，彼六國者皆欲為秦所為，未可專以罪秦也�！篂榱俗C明這個論點是正確的，作者從六國本性、六國謀士、秦國謀士言行等三個方面加以論證。李楨認(rèn)為六國本性與秦國無異，也是「溺于攻伐，習(xí)于虞詐，弱肉強(qiáng)食」，如果他們得逞，未必不是又增加一個暴秦。作者又以六國的主要謀士蘇秦的言行加以證明：蘇秦掛六國相印，力倡合縱，好像誓與六國共存亡，合縱之法也似乎真可抑秦，其實并非如此。作者指出：蘇秦為人朝秦暮楚，唯利是圖，他起初投秦，因為他知道秦必將統(tǒng)一天下，只是秦不用他，他才轉(zhuǎn)而去倡合縱、說六國的。況且，他也并非不知道縱約之不可保，只不過靠其來沽名釣譽(yù)、謀取財富罷了。這樣就會使人覺得六國合縱之不可靠，蘇秦為人之不可信。最后，作者又以秦國謀士張儀的言行來證明：張儀認(rèn)為父母手足之間尚要爭錢財、耍手段，何況六國之間呢?再說國家興亡又遠(yuǎn)非錢財之類小事可比，又加上秦國的威脅利誘，縱散約敗是不可避免的。作者認(rèn)為張儀之說雖然露骨，但卻道破了衰世之人情。作者通過以上三方面的論證無非是要得出一個結(jié)論：六國與秦?zé)o異，合縱之術(shù)違反人情，只不過是蘇秦之類朝秦暮楚之士攫取名利的一種手段罷了。在論證方法上，作者的安排也是很巧妙的。他的本意是要說明六國破滅之因在于他們力量弱小卻又欲為秦所為，但在上面兩段中卻大談六國本性，絲毫未提及上述論點是否是離題，在顧左右而言它呢?不是的!這是采取側(cè)面進(jìn)擊、迂回包抄之法。因為作者要指責(zé)包括二蘇在內(nèi)的后人對六國的袒護(hù)、對秦的偏頗，就必然要證實六國與秦一樣都很暴虐;作者要論證六國必然破亡，當(dāng)然也必須首先論證六國的所為是違背了天道人情。作者開始不提自己的論點而首先論述六國的本性，正是要排除人們對六國與秦的偏頗看法，這樣才便于接受作者關(guān)于六國敗亡之因的正確解釋。
那么，六國敗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作者終于在第三段開頭加以點破：「誤于欲為秦之所欲也」，六國都想稱帝，只不過秦得天助得以成功罷了。那么，天意為什么要助秦呢?作者接著解釋道：春秋以來，兵連禍結(jié);迄乎戰(zhàn)國，百姓更受其荼毒。蒼天是愛民的，不愿再任其下去了，這是其一;如果讓六國也稱帝，那么百姓頭上就有六、七個君主肆虐于其上，那是更加不能忍受的，這是其二;不讓秦極強(qiáng)，它就不能滅六國而稱帝;秦不稱帝，就不能讓其惡貫滿盈，加速滅亡，這是其三。作者從這三方面代天立言，認(rèn)為秦滅六國是天意，也是秦于六國各自行為的必然結(jié)果，因此，后人關(guān)于六國敗亡的議論，是站在六國立場上的偏頗之言，這樣就與第一段二蘇的言論相對照，只不過未點出二蘇而以「后之論者」泛言之，這樣，論及的范圍顯得更為寬泛。最后一段，作者以設(shè)問設(shè)答的方式指出六國要想自存，只有實行仁義，這樣不但可存，其至可王�？上У氖�，六國之君不能施行此道，這是令人感慨不已的。最后一段雖短，確是本文主旨所在，作者無論強(qiáng)調(diào)天意助秦還是指責(zé)六國欲秦所為，都是從這個主旨出發(fā)的;作者否定包括二蘇在內(nèi)的后人偏頗之言，也是以此為之立論根據(jù)的。另外，這段雖只有四十多字，章法上卻極富變化：首先它采取設(shè)問設(shè)答之法來設(shè)疑釋疑，強(qiáng)調(diào)「其術(shù)」極為重要，但究竟是何術(shù)并未點破，這是一變;用孟子以仁義說梁、齊之君，暗示「其術(shù)」就是施行仁義，這是再變;梁、齊之君不用，終遭破亡下場，叫人感慨萬端，這是三變。通過如此曲折變化，使作者在篇末點破的主旨，深深地印入讀者的腦中。
以上，我們把三篇六國論的論點、論據(jù)以及主要的論證方法分別加以闡述，從中可以看出他們是如何為各自的論點選擇論據(jù)、組織材料的。為明確計，把他們主要的不同之點列表如下：
時代背景的不同
同一個歷史事件，不同的作者為什么會得出不同的結(jié)論呢?這當(dāng)然與作者觀察問題的角度有關(guān)，而這個角度又是由作者所生活的時代和對這個時代不同認(rèn)識和主張分不開的。蘇洵的六國論表面上是探討六國破亡之因，但真正的意圖則在于借古諷今，告誡北宋統(tǒng)治者要牢記歷史教訓(xùn)，不要走賂敵求和的歷史老路。蘇洵生活的時代，宋朝的邊患主要是北方的遼和西北的西夏。在強(qiáng)敵面前，北宋統(tǒng)治者采用六國故技，賂敵求和，換取茍安的局面。宋真宗 景德元年(一○○四年)與遼簽定澶淵之盟;仁宗 慶歷二年(一○四二年)契丹派使者到宋索取晉陽和瓦橋以南十縣土地，所以蘇洵在「賂」字上做文章，希望改賂為戰(zhàn)，這樣才能救亡圖存。
蘇轍 六國論的背景雖與乃父相似，但蘇轍是從如何用兵、如何加強(qiáng)邊備這個角度來古為今用的。北宋初年，趙光胤片面接受唐末藩鎮(zhèn)割據(jù)的歷史教訓(xùn)，采取「虛外實內(nèi)」的軍事部署，天下勁旅駐守京師和通衢要道，邊境上卻是羸弱之卒，而且又由皇帝遙控，節(jié)度使無任何調(diào)兵之權(quán)，因此邊境之戰(zhàn)一敗再敗，京都受到威脅。公元一○○四年九月，遼圣宗率大軍南下直趨澶州，威脅東京，蘇轍對朝廷「邊備之計漸弛」向來痛心疾首，對大員們遷都以避敵的主張更不以為然，提出要加以邊備，御敵于國門之外。他在六國論中強(qiáng)調(diào)韓魏在戰(zhàn)略上的重要地位，認(rèn)為失去屏障是六國破亡的主要原因正是他的國防主張在史論中的折射。
李楨生活的時代和他的主張都不同于二蘇，因此對六國破亡原因的分析也自然與二蘇不同。李楨是西夏國族子，后入質(zhì)于蒙古，作為元太宗的文學(xué)近臣，并隨皇子闊、大將察罕等數(shù)次南下，很受窩闊臺父子的倚重，終生榮耀。公元一二二九年在隨皇子闊伐金時，太宗就交代說：「凡軍中事，須訪楨以行」。如此的榮寵地位，使他必然站在元蒙統(tǒng)治者的立場上講話。既然要為蒙古入侵辯解，首先就要打破侵略與防衛(wèi)、正義與非正義的界限，就要改變蒙古貴族是殘暴入侵者這一形象。但是蒙古入侵者野蠻殘暴，這又是抹殺不掉的事實，所以李楨在六國論中，只好竭力強(qiáng)調(diào)六國與秦?zé)o異，也是溺于攻伐，習(xí)于虞詐，只是天意不助，不能稱帝而已。這樣雖不能改變蒙古入侵者的形象，卻可以讓人們丟掉對金和南宋的幻想。況且，元蒙入主，這又是「天意」所在，是使百姓避免「六七君肆于人上」的唯一辦法。另外，李楨之前，又有蘇洵父子的六國論特別是蘇洵的六國論影響很大，立論又很有說服力，不推倒此論，對元蒙入主中原很不利，但如針對二蘇論點就事論事進(jìn)行反駁，又很難駁倒對方，所以作者選擇這樣一個角度：把包括二蘇在內(nèi)的「后人」對六國敗亡原因分析，都說成是偏頗之言，這是實現(xiàn)自己創(chuàng)作主旨的最好辦法。
既然如此，李楨為什么又要把「仁義」定為本篇的主旨呢?這也與當(dāng)時的背景和作者思想有關(guān)。眾所周知，蒙古貴族對占領(lǐng)地區(qū)的掠奪是極其野蠻殘酷的，他在六國論中宣揚(yáng)仁義，一方面指出宋齊之君不接受孟子的仁政主張而終招滅亡，實為可嘆，這是從反面為蒙古貴族提供歷史借鑒;另一方面，又指出天意王秦，但秦稱帝后更加暴虐，結(jié)果加速滅亡，這亦是天意，這是從歷史的角度正面諷諫，要蒙古貴族改弦更張、施行仁義。這是他寫六國論的目的之所在，也是他不同意二蘇論點的原因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