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前漫想，自然只怪雞們咎由自取。但即使超然地隔著歷史長河，我們中的有些人恐怕也曾將大響的鬧鐘怒擲于地，隱約中，便流露出對“預先”的反感。
　　 也許真該讓時間變得混沌，教訓一下宋人。不過激憤之余，卻也知道與事無補，總有些人要厭惡“早叫”。“一唱雄雞天下白”成了大逆不道，預言者要承擔驚醒世人的杖責，由此而生了淚羅江的殉難者、廬山會議的“反黨集團”，莫非所有事理皆要通過用“早叫之雞”來祭祀方能“下不為例”?那雞豈不冤哉?
　　 笑過了宋人與楚王，我卻在對“早叫之雞”變得麻木甚至兇暴的現(xiàn)代都市中啞然了，“魏征式的諫官”往往被當代某些頑固的鐵腕們兩指一夾，弄得進退兩難。
　　 君不見，某些“世內桃源”中，給領導的警世之言被視為無稽之談，敢于直言的人竟成了眾矢之的。面對領導一頓明中的“劈頭蓋臉”和暗中的一雙“小鞋”，預言者如何再“早叫”?
　　 既然無早叫聲了，領導們便可自如應付文章的“討伐”。他們半頑固的頭腦中怎能容下對自己大刀闊斧的改造?他們是很難明白自己正在“暴珍天物”。直言之人摘不掉“背離現(xiàn)實”的帽子，就更不愿作“領頭的替罪羊”了。這一循環(huán)，“紙”反倒包住“火”了。
　　 “早叫”之人遇上太宗式的領導便是萬幸，而撞上“專制”者，絕對“兜著走”。說到底，某些領導應改改怕聽忠言，對直言之人或笑里藏刀或打擊報復的為官之道。沒有敢為人先的意見，領導們也只能在“一片大好”中像宋人一般糊涂，那豈不“過在當職，遺恨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