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八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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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八股文”
八股文是我國明、清兩代科舉考試的主要文體，又叫“制義”、“時文”、“八比文”。
八股文的規(guī)則隨時代不同小有變化，但大體上每篇要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幾部分組成。其中起股、中股、后股、束股這四個部分各自要有兩股兩相比偶的文字，這就是八股文名稱的由來。八股文的字數(shù)一般不超過七百字。
八股文的命題取自《四書》、《五經》，行文要求“代圣賢立言”，就是只能用孔子或朱熹等人的口吻說話。解釋《四書》只能依“朱注”，不許自由發(fā)揮。
八股文形式呆板，內容貧乏，束縛人們的思想。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廢八股文，改試策論。從此，這種通行四百多年的文體，終于壽終正寢了。
淺談明代中前期程朱理學八股文與文學創(chuàng)作的關系
【摘要】八股文是明代統(tǒng)治者向天下士人灌精程朱理學的主要工具?其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影響表現(xiàn)為滲透式影響及戲曲、小說等弱勢文體向強勢文體的主動靠攏與吸收?在這一過程中起決定作用的是明代的官方愈識形態(tài)—程朱理學。三者交互作用最終構成了明代文學發(fā)展特定的歷史背景及文化生態(tài)。
【論鍵詞】程朱理學;八股丈;丈學創(chuàng)作
八股文作為明代最重要的科舉考試文體，對明代文學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這己成為學術界的共識。但這只是歷史實存呈現(xiàn)出的表象，實質上，在其背后真正起作用的是作為官方意識形態(tài)的程朱理學。雖然考試文體對其他文體產生滲透與影響是文學史上常見的現(xiàn)象，如唐代行卷對傳奇的影響，宋代經義策論對宋詩的影響等，但是，像八股文這樣與官方意識形態(tài)結為一體，作用巨大，涉及極廣的文體影響卻僅明代文學一例。
一、程朱理學與八股文的關系
(一)明代中前期，程朱理學與八股文是八股其形、理學其實、互為表里的一體關系。八股文是作為統(tǒng)治者向天下士人灌輸程朱理學的主要載體而登上歷史舞臺的。
明永樂十二年(1414年)，明成祖下詔修《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翌年書成，“上親序之”，令頒行全國。此舉標志程朱理學被正式確立為朱明王朝的治國思想。在這一時期，還發(fā)生了兩件與士人息息相關的重大事件。一是在學校、科目、薦舉、銼舉四種“選舉之法”，中，科舉成為官府選拔人才和士子求得仕進的唯一有效之途�！睹魇贰みx舉志三》記:“永樂以后，能文之士，率由場屋進以為榮�！薄�(薦舉)久且廢不用矣。”岡‘徹，《明史·選舉志二》記載，明永樂天順以后，“非進士不人翰林，非翰林不人內閣�！ひ煌ㄓ嬅饕淮纵o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蓋科舉視前代為盛，翰林之盛，則前代所絕無也�！�
另一件事是官方指定的八股文考試內容，由明初的兼古注疏轉為專宗程朱。《明史·選舉志斗記日:
《四書》主朱子(集注)，《易》主程(傳)、朱子《本義》，(書)主蔡氏《傳》及古注疏;《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三傳及胡安國、張洽《傳》，《禮記》主古注疏。永樂間，頒《四書》、《五經》、《大全》，廢注疏不用。其后，《春秋》亦不用張洽《傳》，(禮記)只用陳潞《集說》。
從此，“二百余年以此取士，一代令甲在焉”(清四庫館臣評)。
理學大儒丘涪在《大學衍義補》中敘述了上述從明太祖到明成祖八股取士內容的變化，并盛贊明成祖這一尊程朱于一統(tǒng)的舉措:
至于有宋潦關閩諸儒者出，然后經旨大明于世。而我列圣又表章之，遂為千古不刊之大典，不易之定論。是以道德一而無歧轍之差，風俗同而無疆界之別，斯世斯民，得以見天地之純全，識圣賢之至理，享帝王之盛治，一何幸歟!
一個世紀之后的何良俊目睹了這一舉措對學風產生的惡劣影響:
太祖時，士子經義皆用注疏，而參以程朱傳注。成祖既修《四書)、《五經》《大全》之后，遂悉去漢儒之說，而專以程朱傳注為主。夫漢儒去圣人未遠，學有專統(tǒng)，其傳授豈無所據(jù)?況圣人之言廣大淵微，豈后世之人單辭片語之所能盡?，一自程朱之說出，將圣人之言死死說定。學者但據(jù)此略加敷衍，湊成八股，便取科第，而不知孔孟之書為何物突!以此取士，而欲得天下真才，豈可得乎?
暫且不論功過，與科舉考試只重八股文的實際情況聯(lián)系起來看，明太祖用八股文推行程朱理學的目的昭然若揭。這樣，朝廷用程朱來武裝士人，士人靠程朱來贏得科舉。用八股文這條與士人休戚相關的“生命線”，最高統(tǒng)治者把理學與士人緊緊捆綁在了一起。于是，程朱理學看不見摸不著的抽象意識形態(tài)化成了八股文遵經守傳等可具體操作的程式規(guī)則，并通過士人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股修習浸人到他們的生活、思想、文學創(chuàng)作的方方面面。顯見，在歷史實存中浮出的是鋪天蓋地的/又股文章，而程朱理學則隱藏于下。在這個意義上，明代中前期，八股文與程朱理學互為表里、結成一體，可謂八股其形、理學其實也。劉熙載《藝概·經義概》記:
明儒馮少墟先生名所集舉業(yè)為《理學文鴿》。理學者，兼致知力行而言之也。
以《理學文鴿》來命名/以役文集，可見，在明人眼中就是把八股文與理學看作一體的。
八股文所起的這種作用，被同樣作為統(tǒng)治者的乾隆一語道破。他在(日講四書解義序)中說:“道統(tǒng)在斯，治統(tǒng)亦在斯矣。才把八股文上升到承繼“道統(tǒng)”維系“治統(tǒng)”的高度來認識。在《欽定四書文序》中，乾隆帝又從選拔人才的角度對八股文所起的這個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
國家以經義取士，將使士子沉潛于四子五經之書，闡明義理，發(fā)其精蘊，因以規(guī)學力之深淺與器識之淳薄。而風會所趨，即有關于氣運。誠以人心士習之端倪呈露者甚微，而征應者甚巨也。
國家以經義取士的目的在于，通過它培養(yǎng)出一大批以程朱理學為世界觀、價值觀的學力深、器識淳的.人才。所以，八股雖小，卻關乎國之氣運，國之根本。
(二)尊程朱理學于一統(tǒng)是促進八股文體制最終定型的決定性因素。八股文體制在明代立國之初并不完備，而是經過了一段時間的發(fā)展，到明成化(1465一1487)年間才最終定型。胡鳴玉《訂訛雜錄》卷七云:
今之八股文，或謂始于王荊公，或謂始于明太祖，皆非也。案宋史熙寧四年罷詩賦及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士，命中書撰大義式頒行。所謂經大義，即今時文之祖。然初未定八股格，即明初百余年，亦未有八股之名。
顧炎武指出:
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對偶之名也。天順以前，經義之文不過敷衍傳注，或對或散，初無定式，其單句題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會試《樂天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弘治九年(146年)，會試《責難于君謂之恭》文起講先提三，即講“責難于君”四股，中問過接二句，復講“謂之恭”四，復收二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一淺一深(亦有聯(lián)屬二句、四句為對，排比十數(shù)對成篇而句股實不止于八股者)。其兩扇立格(謂題本兩對文亦兩大對)，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復如之。故今之相傳謂之八股。
在八股文的定型過程中，明永樂(1403-1424)年間無疑是一個關鍵時期。此期，程朱理學、八股文、士人這三個因素第一次全方位聚集在永樂這個點上，而這三個因素的齊備正是八股文體制最終定型的必要條件。專宗程朱、遵經守傳使得作為考試文體的八股文有了簡便明確、便于士人修習的內容限定，同時也為考官提供了統(tǒng)甲客觀、便于操作的閱卷標準;功名系于科舉一途，“非是途也，孔孟無由進”，使天下士予乙無旁鶩，傾畢生精力于舉業(yè)之中，在內容無可發(fā)揮的狹小空間竭盡所能探索八股形式的變化，使其日臻成熟和完美。
在這三個因素零距離地磨合了五十余年后，在成化年間時八股文的體制最終定型。所以，在八股文的定型過程中，尊程朱于一統(tǒng)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二、八股文對明代文學創(chuàng)作的影響
當八股文以穩(wěn)定成熟、明確規(guī)范的程式出現(xiàn)后，除了承載和傳播理學之外，它還作為一種文體而行世，開始發(fā)揮其文體學意義上的影響，從而進入夕、股文影響史上一個新的時期。
第一個層面是滲透式影響，以被影響者的不自覺接受為特點。它發(fā)生作用的方式是靠朝廷的功令來左右士人的讀書范圍，日常修習，在耳濡目染的長期浸潤中，“日漸月化”地完成對其思想觀念、思維模式、情致心態(tài)的滲透。對接受者來講，這是一個不知不覺的過程。在不知不覺中，文人群體也開始把這種“滲透”再“滲透”到自己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
戴名世說:
以四子之書，幼而讀之即學為舉業(yè)之文，父兄之所勸勉，朋友之所講習，而又動之以富貴利達，非是途也則無以為進取之資，使其精神意思畢注于此，商鼓舞踴躍以赴之。而人之學之者，自少而壯而老，終身鉆研于其中，吟哦諷誦，揣摩熟習，相與揚眉瞬目，以求得當于場屋。 這樣年復日久的修習，必然會產生以下結果:
及其志業(yè)已酬，思以文采自見，而平時所沉酣濡裁入骨已深，即欲極力模擬，而格固不出此矣。至于當官奉職，從事筐筐之間，亦惟其素所服習以資麟獻，而質固不出此矣。雅則俱雅，敝則俱敝，己亦不知，人亦不知矣。
這己不知人亦不知、想脫卻脫不掉的東西，正是徐渭、王驥德服胃的“時文氣”。被推為“明文第一”的歸有光尚且“古文雖工，終不脫時文氣息，而且終身不能為詩”，其他人就更不能幸免了。因為，“惟其始也以八比入，其終也欲擺脫八比氣息，卒不易得耳”。
所以，這種影響對文學的作用威力甚大，只要士子一動筆，時文氣就會隨其筆觸滲透到創(chuàng)作的每一個毛孔之中。我們以明代文學最盛行的模擬之風為例，可證此風正是由八股而來。
模擬在少、股文中實屬正常:一是指模擬考中之人的文章，如程墨、房稿、社稿等，是ZU沒修習的主要方法;二是指模擬古人口氣而為之，稱為人口氣，是八股文的寫作方法。此只就前者論之。
作為修習八股的基本方法，模擬可細分為“偷格”、“偷意”、“偷調”、“偷文”諸法。(制義叢話》卷十一引鄭蘇年語云:
時文家有偷格、偷意之法，不以剿襲論。今作墨卷者往往偷調，亦足動人。惟偷詞則風下矣。有偷名文之調者，有偷時墨之調者，有好手能偷古文之調者，則鮮不傾動一時。
可見，在時文領域，偷格、偷意、偷調并不算作抄襲，只有偷詞方顯下作。但是，前三偷的結果必然是偷詞。模擬至此必成弊端�！吨屏x叢話》卷一引蘇翔鳳《甲癸集序》言曰:“文運之壞也，有三大病，三惡習，三毒種焉�！比蟛。耙辉换�，二日竊，三曰奴�！薄案`”，就是模擬剽竊。
長期專注于揣摩圣人心思，模仿圣人口氣，靠仿照名元之文來寫作的士子，嘗試創(chuàng)作其他文體，往往一上手就會不自覺地落人模擬的“窠臼”。宋佩韋在其《明文學史·引言》中論前后七子的一段話很能說明問題:
在復古派的詩文的作風上，我們還可以看到一點時代的背景。復古派的詩文，有兩點最為后人口實:第一、是模擬或剽竊……剽竊是由于模擬而來，凡模擬未有不流于到竊的。然而這模擬習慣的養(yǎng)成也是由于八股文。八股文需“代古人語氣為之，”其精神全在模擬古人，不說自己的話。明代士大夫經過了長期的八股文的訓練，已不知不覺養(yǎng)成了模擬的根性，復古俊以起衰救弊為己任，俊怎樣地高唱“文必秦漢，”卻終逃不出這“模仿古人”的圈套。這是時代的桂格，任憑你怎樣聰明睿智，都擺脫不了這個桂格!葉德鈞在《讀明傳奇文七種》中對明中前期小說創(chuàng)作的模擬之風有一個比較清晰的勾勒:
明代傳奇文自瞿佑《剪燈錄》、《剪燈新話》、李禎《剪燈余話》以后，擬作者紛起。如趙弼《效纂集》(宣德年間)、夕川老人《花影集》(成化、弘治年間)、邵景詹《覓燈因話》(萬歷年間)等。擬作的風氣以嘉靖前后為最盛，到萬歷間流風也還沒有泯滅。
模擬之風在戲曲領域表現(xiàn)得最為集中，主要圍繞被統(tǒng)治者擊賞的《琵琶記》進行，側重于對其“不關風化體，縱好也徒然”的倫理教化內容及文雅風格的模仿。在明中前期出現(xiàn)了以《五倫全備動》、《香囊記》為代表的倫理教化劇創(chuàng)作的高潮。由此觀之，可以說，八股文滲透式影響遍及了明前中期文學創(chuàng)作的每一個角落。
第二個層面是主動借鑒型影響。它表現(xiàn)為接受者在特定的文學背景下，出于特定目的，主動借助八股文的內容和形式對弱勢文體加以改造，是在特定創(chuàng)作觀念指導下對強勢文體的一種有意識的靠攏與吸收。這主要體現(xiàn)在明代某些戲曲與小說創(chuàng)作中。
南曲用寫八股文的方式來寫作傳奇，是弱勢文體戲曲借助強勢文體八股文漢寸自己的一種改造，其目的不外乎是提高自身地位，由士大夫不恥為之的小道末技榮登大雅之堂。其代表作是《香囊記》，具體表現(xiàn)為在文體功能上向2又股文論說體的靠攏，內容上對“四書”“五經，，及傳注語的大量引用，說理方式的二重代言，說理方法的類書式用典，行文方式的前腔式對偶，等等。小說吸取八股文的寫法進行創(chuàng)作，其目的也是提升自身地位，以融人正統(tǒng)文學之流。如張書紳批《繡像新說西游記》日:“一部(西游記》可當作時文讀”，《西游記》“似一部鄉(xiāng)會制義文字”，“是一部圣經《大學》文字”。
總之，從學理上講，明代中前期八股夕漢寸文學創(chuàng)作的影響表現(xiàn)為滲透式影響及戲曲、小說等弱勢文體向強勢文體的主動靠攏與吸收。而在這一過程中起決定作用的是明代的官方意識形態(tài)一一程朱理學。三者交互作用最終構成了明代文學發(fā)展特定的歷史背景與文化生態(tà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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