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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言利”的孔子很溫暖
商帝辛(商紂王)的庶兄微子啟，西周封于宋，其弟微仲即位乃孔子14世祖，孔子出身沒落貴族是也。
先祖的尊貴顯赫是否影響孔子的人生，現(xiàn)已無從說起。而成為魯國人的孔子早沒有了貴族的富與貴�？鬃泳驮v：“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有如此貼近的人生況味，也就有了讓我們相信孔子具有平民立場和溫暖情懷的理由。
然而孔子卻“罕言利”，讓人誤解孔子很深。如宋儒程頤解：“計利則害義。”錢穆先生也以為，“利者，人所欲，啟爭端，群道之壞每由此”。李零教授說：孔子“多半是把‘利’當(dāng)負(fù)面的東西講，或是在‘義’的限定下講”。全不管孔子為什么罕言利，也不管孔子罕言誰的利。當(dāng)然，這樣的詮釋是有社會基礎(chǔ)的`。因為用心謀劃利而損壞道義的事從古至今從未匱乏。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司馬遷作《貨殖列傳》，萬象過眼就有了一雙透視眼。孟子激情而浪漫，放言“人人皆可成堯舜”，可又不得不直面現(xiàn)實，“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而孔子最為坦蕩，“富而可求也，雖執(zhí)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你我一般有追求富裕的世俗愿望。然而又是孔子，他可以大大超越自我，“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讓無數(shù)后來者欽佩不已又自愧不如。
直面人不斷增長的物質(zhì)欲求，現(xiàn)代人不喜歡“滅人欲”的決絕態(tài)度，與此態(tài)度相比，倒是孔子更務(wù)實而理性。“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問題的對錯并不在富貴貧賤，而是得之富貴或是去其貧賤的“利”是否合“道”。“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以他精神的高潔給予人們舍棄不義之利的自覺清醒和堅守道德的內(nèi)在力量。
然而利會以不同的面貌在你眼前搖來晃去，讓大小人為其興奮鼓舞。孟子斷言，“茍為后義而先利，不奪不饜”。荀子直言，“先義而后利者榮，先利而后義者辱”�？鬃又潦�，“見利思義”而已。利不是分水嶺，而義卻是定盤星。面對利的強(qiáng)力誘惑，做什么、怎么做，有“義”權(quán)衡就有了可以秉持的原則，所謂“可與不可之間，有義存焉”。這顯然是要下些道德功夫的，起碼要分得清是非黑白，辨得明公私內(nèi)外。
然而，孔子抱有更完美的理想，“君子喻于義”，讓人充滿期待。既有對位尊之人的道德要求，也生發(fā)對自身的道德期許�？蛇@又是多么艱難的期待。否則何需孟子費(fèi)盡口舌游說梁惠王們“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可漫長的封建歷史中又有幾位帝王能為?高祖劉邦號稱明君，卻也禁不住在新落成的未央宮得意洋洋詰問他的父親：“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chǎn)業(yè)，不如仲力。今某之業(yè)所就孰與仲多?”“敗則害，破家亡軀;成則利，化家為國。”又豈止是李世民的內(nèi)心愿望。如此我們不難明白孔子“罕言”的是誰人的利了。
孔子罕言利的時代，“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誰能說哪一次的亂與暴目的不是指向利?而誰又能說哪一次的征伐沒有加重百姓的負(fù)擔(dān)?孔子仁心，憂而憤怒，“苛政猛于虎”!孔子的批判絲毫不遜于后世的熱血青年。
然而，孔子沒有停留于批判。面對公權(quán)與私利交織糾纏而物欲蘇醒暴漲的時代，“辟土地，充府庫”已勢不可擋，孔子卻“明知不可而為之”。一面告誡為上者，“放于利而行，多怨”。一面倡導(dǎo)“為政以德”，力主“仁”“義”并行。又希望君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dá)而達(dá)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此說來，孔子“罕言利”倒真深蘊(yùn)溫暖。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周民太疲勞了，祈求能有小小的休息�？鬃右猜牰耸癜傩蘸唵味拔⒌囊蟆�“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休養(yǎng)生息就是在行天道�？鬃右又獣源颂烀次分岳用裆�“大哉，堯之為君。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為此，孔子激情贊美。“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富有天下卻可棄之如敝履，標(biāo)榜“天下為公”的大胸懷。三代之圣“居仁由義”為民生而已。
當(dāng)然“仁”者“愛人”不能只是嘴上說說�？鬃酉Ｍ袨橹π袌蛩粗�。“所重民、食、喪、祭。”而民、食之重的關(guān)鍵在于“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如此，“利”自然就有正當(dāng)性，所謂“利者，義之和也”。如何“重民”?“克己復(fù)禮”而“養(yǎng)民也惠”是也。何以“重食”?“使民也義”“使民以時”是也。如此可保百姓“足食”而“養(yǎng)生喪死無憾也”。此外必要有國有家者“斂從其薄”“施取其厚”“用取其中”“惠而不費(fèi)”，則“義”在其中。“見利思義”在孔子那里從來都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而“自強(qiáng)不息”“厚德載物”也不只是激勵進(jìn)步的人生格言。
《論語》記了孔子的一次憤怒，他嚴(yán)厲地批評為季氏擴(kuò)增府庫的冉有：“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不能阻止上層貴族聚斂財富盤剝民利的行為本身就屬不義，孔子不能容忍�？鬃诱J(rèn)為君子要“節(jié)用而愛人”。希望“上好義”，能自覺抑制過分貪求社會財富的欲望;“上好禮”，能照章行事，規(guī)范行為;“上好信”，能實實在在為百姓謀福利。
孔子有一次到衛(wèi)國去，見衛(wèi)國人口繁多十分高興，便和駕車的冉有有一段著名對話：“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又一次大大超出后輩晚生的想象。當(dāng)兩千多年前孔子說出讓庶民百姓富起來的話時，黑暗的夜空該透出了一絲光亮，寒冷的大地也會涌出一股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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