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一浮

　　國學概念的淵源與流變

　　“國學”這個概念中國歷史上就有，《周禮》里面就有，《漢書》、《后漢書》、《晉書》里面，都有“國學”的概念。唐代也有，你看廬山下面有個——現在也還叫——白鹿洞書院，這個書院最早是在南宋朱熹把它建成，成為當時的“四大書院”之一。但是在朱熹之前，這個地方不叫白鹿洞書院，而是叫“白鹿洞國學”。白鹿洞國學是個什么意思呢?是所學校。可見，在中國歷史上，“國學”這個概念是有的，“國學”這個名詞是有的，但歷來講的所謂“國學”，都是指“國立學校”的意思。

　　那么“國學”作為一個現代學術的概念是什么時候出現的呢?至少從我們現在掌握的材料，1902年梁啟超和黃遵憲的通信里面，就開始使用“國學”的概念了。要知道這兩位都是1898年戊戌政變的時候被處罰的人員，梁啟超跟他的老師康有為跑到海外，而黃遵憲呢，當時在湖南參加陳寶箴領導的“湖南新政”，黃遵憲也受到了處分。他有在日本的經歷，有外交經驗，很了不起的一個人。其實他很穩(wěn)健，在湖南的時候就提出主張漸進的變革，反對激進的變革，實際上他跟康、梁的激進是有區(qū)別的，但還是處分了他。

　　在慈禧太后政變后的晚些時候，被革職的黃遵憲回到廣東老家，而這個時候梁啟超有一段在日本。他們在1902年有一封通信，梁啟超寫給黃遵憲的信我們看不到了，我們看到的是黃遵憲寫給梁啟超的信。黃遵憲在信里說：“你提出要辦《國學報》，我覺得現在還不是時候。”辦《國學報》是不是時候，我們探討國學概念可以暫且不管它，至少在1902年這一年，一個是梁啟超，一個是黃遵憲——試想，他們在晚清，是何等樣的地位，何等樣的人物——他們提出了并且使用了“國學”的概念。

　　而在1902至1904年，梁啟超寫《中國學術變遷之大勢》，里面最后一節(jié)，又使用了“國學”的概念。他說，現在有人擔心，“西學”這么興旺，新學青年吐棄“國學”，很可能國學會走向滅亡。梁啟超說不會的，“外學”越發(fā)達，“國學”反而增添活氣，獲得發(fā)展的生機。他在這里再次用了“國學”的概念，而且把“國學”和“外學”兩個概念比較著使用。

　　我們知道，在1898年——維新改革最高漲的時期——當年五月，張之洞，晚清的大人物，寫了一篇大文章叫《勸學篇》。他在《勸學篇》的“外篇”里面有一節(jié)專門講“設學”——設立學校——他說在課程設置的時候，要以“舊學為體，新學為用”。可是在1921年梁啟超寫《清代學術概論》，轉述張之洞的主張，他說，自從張之洞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全國一時以為“至言”。——以為這個話講得太好了，誰都同意�？墒�，他在轉述的時候做了一個改變：張之洞本來是講“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他在《清代學術概論》里轉述成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從此以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個判斷，一個晚清以來學術思想史上的重要判斷，就被所有研究文化研究歷史的人記在腦子里了，而忘記張之洞在《勸學篇》里面本來講的是“舊學為體，新學為用”。我們今天研究“國學”這個概念的淵源與流變，我可以說，張之洞在《勸學篇》里講的“舊學”，梁啟超轉述的'時候講的“中學”，跟“國學”的概念——梁啟超和黃遵憲1902年講的“國學”的概念——幾乎是同等概念，實際上就是中國的這套傳統(tǒng)的學問�？墒�，當時雖然這么講了，對于什么是“國學”，沒有人作分疏。

　　時間一直到1923年，大家知道，1922年，北京大學成立“國學門”，1925年清華大學成立“國學研究院”，這個時間很重要。在1923年的時候，北京大學的“國學門”要出版一個刊物，叫《國學季刊》。北大這個《國學季刊》的發(fā)刊詞請胡適之先生來寫，胡適之先生就在這個發(fā)刊詞里講——他因為有西學的底子，又有中學的底子，他喜歡下定義——什么是國學呢?他說：“國學”就是“國故學”的“省稱”。“國故”是誰提出來的呢?他說自從章太炎先生寫的一本書叫《國故論衡》，“國故”這個詞，大家就覺得可以成立了。這是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胡適之先生第一次對國學的概念作了一次分疏。

　　但是我們覺得這個概念的內涵太寬，所以胡先生這個定義事實上沒有被學術界采納，后來很長時間，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不講這些了——后來到“國學”的概念繼續(xù)講的時候，都不見再有人說“國學”就是“國故學”的省稱。為什么呢?“國故”這個概念太龐雜，古代的社會制度、古代的人物、語言、文字、文學、藝術、禮儀、風俗、習慣、衣飾都包括在里面了。如果“國學”就是研究這些漫無邊際的所有中國歷史上的這些東西，你很難把握住哪些是這一“學”的主要內容。

　　所以，事實上，學術界沒有采納胡先生的定義，學術界不約而同地在三十、四十年代都認可“國學”的另一個定義，就是國學是“中國固有的學術”。什么是中國的“固有學術”呢?就是先秦的諸子百家之學，兩漢的經學，魏晉的玄學，隋唐的佛學——當然唐代的文化內容多了，經學在唐朝也很發(fā)達，有《五經正義》——但唐朝的佛學的地位格外突出。而到宋代的時候，一個新的哲學流派出現了，就是理學，以朱子為集大成的理學。而到明代，則出現了以王陽明為代表的心學。清代中葉的時候——主要是乾隆和嘉慶時期，清代的學術比較發(fā)達——這時候的學問，以考據為主要特征，也叫“樸學”，甚至也叫“清代漢學”。

　　就是這樣一個學術史的流變，大家覺得這就是“國學”。你看錢穆先生在北大講國學的時候——后來整理成書叫《國學概論》——他首先講，“國學”這個概念將來“恐不立”，然后說明，他書中講的是“本國學術思想的流變和變遷”。而馬先生給“國學”重新下定義的時候，也說：“今人以吾國固有的學術名為國學”。只不過他并不認可這個定義。因為人家會問：你是指哪個時代的學術呢?先秦的、兩漢的、魏晉南北朝的、唐代的、宋代的、明代的、還是清代的?還有，你是指哪一家的學術?講中國的學術，不僅有儒學，還有道家，還有道教，還有佛學，你是指哪一家的學術呢?所以，馬先生覺得把國學定義為“中國固有學術”，還是太籠統(tǒng)，太寬泛。

　　馬一浮重新定義國學

　　所以馬一浮先生在1938年5月，浙江大學的竺可楨校長請馬先生去開了一個國學講座。竺可楨是大氣物理學家，哈佛的博士，也是中研院的院士——他1936年剛到杭州就任浙大校長，就聽說此地有個馬一浮，學問超群，立刻登門拜望，邀請馬先生到浙大來任教。馬先生拒絕了。要知道，馬先生不愿在大學里任教，文章他也很少寫，觀念上與當時的潮流不合。

　　不久，竺校長又帶著人去了，再次懇請馬先生來學校任教，馬先生又沒有同意。第三次，他又去了——這個中國傳統(tǒng)的禮儀，事不過三，三次邀請，對方不好再拒絕了——于是談到用何種名義去開講座，馬先生想到是否可以用“國學講習會”的名義。因為馬先生不是教授，也沒有職稱，他覺得需要有一個合適的身份名義。他自己提出，可不可以就叫“國學大師”。以馬先生的學問和身份，“國學大師”當然沒有問題。但是呢，浙江大學的領導研究，說是以“研究會”的名義肯定不行，那是要成立“組織”了，需要上面批準。至于“大師”的名字，認為有點像佛教，也不好，就沒談成。

　　第二年，日本人打來了，浙江大學遷移到江西的泰和了，馬先生自己也去逃難了。開始他逃難到了桐廬一帶，幾個親戚，幾個私淑弟子，一百箱書，他沒有太太。他們就商量，馬一浮先生這個時候想，如果跟浙江大學一起逃難是不是會好些?于是馬先生給竺校長寫了一封信——這封信寫得措辭之典雅，表達意思之婉曲，只有馬一浮寫得出來。竺校長接到此信，立即將馬先生到了泰和，就在1938年5月的一天，開了國學講座。

　　馬一浮國學講座的第一講，就是從“揩定國學名義”開始，他提出，時下關于“國學”是固有學術的提法，還是太覺“廣汎籠統(tǒng)，使人聞之，不知所指為何種學術”。所以他提出：“今先楷定國學名義，舉此一名，該攝諸學，唯‘六藝’足以當之。”“六藝”就是《詩》、《書》、《禮》、《樂》、《易》、《春秋》，即孔子之教。馬一浮先生認為，國學就應該是“六藝之學”，這是他給出的新的不同于已往的國學定義。“六藝”就是“六經”，是中國學問的最初的源頭，是中國文化的最高形態(tài)。

　　馬一浮提出這樣一個國學定義，它的了不起之處在哪里呢?它可以跟教育結合起來。你講“國學是中國的固有學術”，那是關于學術史流變的學問，專業(yè)人員研究起來尚且不無困難，你怎么可能叫社會學科、自然學科、其他學科都來關注這樣一個“國學”呢?一般民眾更不用說了�？梢约热唤�“國學”，就不能跟一般民眾不發(fā)生關聯。如果定義“國學”是“六藝之學”，就是“六經”，跟全體民眾都會有關系。馬先生的兩位朋友——剛才講到的熊十力和梁漱溟——熊先生就講過，“六經”是中國人立國和做人的基本依據。你要了解“基本依據”這四個字，實際上是說中國人的精神源頭和根底在“六經”。所以如果把“國學”定義為“六經”的話，它就可以進入現代的教育。

　　國學和“六經”的價值

　　“六經”的文詞很難讀，怎么進入呢?但是我告訴大家，《論語》和《孟子》可以看做是“六經”的簡約的、通俗的讀本，因為孔子和孟子講的思想，就是“六經”的思想。孔、孟闡述的義理，就是“六經”的基本義理。我把“六經”的基本義理概括為“敬”、“誠”、“信”。剛才杜先生講到“誠”“信”，但是我把“敬”放在了最前面。這個“敬”是什么?就是人的“自性莊嚴”。你看馬先生在《復性書院演講錄》里面，主要講的是一個“敬”字。“敬”是個體生命的莊嚴，是人性的至尊至重，是每個人都應該具有的，我甚至認為“敬”已經進入中華文化的信仰之維。

　　這種“自性的莊嚴”，是不是一般人不能實現呢?馬先生當然實現了。我剛剛講的陳寅恪，一生提倡“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當然是“自性的莊嚴”的表現。馬先生對這個“敬”字的解釋，有一極重要的特見，他說《論語》里講“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志”，“志”是什么，馬先生說“志”就是“敬”。因此這個“敬”是不可以被“奪”的，已經構成個體生命的價值信仰，當然不可以“奪”了。

　　學者、知識人士應該有“自性的莊嚴”，一般人士、沒有文化的人有沒有“自性的莊嚴”?當然有。我們看《紅樓夢》，當賈赦要娶鴛鴦做妾的時候，鴛鴦堅決不允，做了很多極端的舉動，包括破口大罵，甚至把自己的頭發(fā)剪下來，所彰顯的就是鴛鴦這個年輕女性的“自性的莊嚴”。孟子講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更是“人的自性莊嚴”的突出體現。人的“自性的莊嚴”，就是人的良知，匹夫匹婦都可以做到，男女老少都可以做到，有文化沒文化都可以做到。我們當下所缺的，就是這種人的“自性的莊嚴”。當代文化價值理念的建構，亟需添補的，就中國傳統(tǒng)這一塊，我講的以“敬”來帶領的這些價值理念，包括誠信、忠恕、仁愛、知恥、和同等，應該是最重要的亟待填補的精神價值。

　　而以“六經”為內容的國學，就可以通過教育的環(huán)節(jié)，和全體國民聯系起來。所以我主張在小學、中學和大學的一二年級開設國學課，在現代知識教育體系之外補充上價值教育。當然文化價值的建構，還有另外一個方面，就是現代文明的觀念、途徑、方式、禮儀，也需要填補建構。在這方面，中外的價值理念可以互闡。